【工人日報社評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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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也好、改革也罷,越到基層越容易遇到復雜的具體問題,而現(xiàn)實顯然沒有“一招鮮”的解決辦法。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,盡最大努力幫助百姓排憂解難,這樣的服務意識應當成為職能部門的共識與追求。
據(jù)2月26日《南方都市報》報道,2月23日,吉林長春市一名網友發(fā)視頻稱,家人為了證明“我奶奶是我姑姑的媽媽”,陷入了“證明我媽是我媽”的困境。該網友說,他的叔叔在當?shù)嘏沙鏊?、政務服務中心等地來回奔波?0多天,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,戶籍系統(tǒng)無法查到二人戶口交集軌跡,不能出具有關證明;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表示“歷史原因找不到檔案,確實沒有辦法”。經媒體報道后,當?shù)毓簿侄睫k此事,目前問題已解決。
前些年,有百姓辦事被要求“證明已去世的親人已去世”“證明爹是爹、娘是娘”,其中很多不必要的證明材料被稱為“奇葩證明”。有關方面出臺文件在各領域開展“減證便民”工作,被清理的不必要證明事項數(shù)以萬計,治理工作深受好評。如今,“證明困境”又出現(xiàn),難免讓人產生“奇葩證明”有所抬頭的感覺。
事實上,以往“逢事必證明”,往往是有關方面為了規(guī)避風險或轉嫁責任,或者因信息數(shù)據(jù)相對封閉獨立、某些規(guī)定政策不合理所致。在集中清理后,剩下的一些看似“奇葩”的證明要求,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。比如,涉及遺產繼承、動用親屬銀行賬戶及金融產品、親屬間享受某些福利政策等,提供必要的親屬證明可以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財產安全,確保政策不被人鉆空子。
然而,現(xiàn)實中,百姓辦理必要的證明材料遭遇麻煩和困境,主要在于:一者,資料依據(jù)不足。各部門信息壁壘、數(shù)據(jù)割裂問題仍然存在,甚至有的資料因年限久遠而滅失。二者,政策依據(jù)不足。不同地方和部門的政策并不統(tǒng)一,導致諸如甲地要乙地出證明而乙地早已取消了相關證明事項等現(xiàn)象,讓辦事百姓兩頭為難。此外,個別地方存在“放管服”改革未能深入、細化的問題,導致索要“奇葩證明”的現(xiàn)象仍未根絕。而有些部門工作方式僵化、服務意識不足,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。
不論什么原因,遇到類似“證明困境”,相關部門不能用“歷史原因”“客觀原因”打發(fā)群眾、讓辦事者陷入證明的“死循環(huán)”,不能總是“不曝光不解決”或“特事特辦”,而理應多探索一些可行的辦法。比如,采納間接證明,或是其他親屬、社會關系、街坊鄰居或居委會的“旁證”,或是辦事群眾其他檔案資料信息、電子轉賬及聊天記錄等“佐證”。說到底,相關部門的服務意識和工作方式方法需要針對特定情形和問題,做出相應調整。
這也是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——政策也好、改革也罷,越到基層越容易遇到復雜的具體問題,而現(xiàn)實顯然沒有“一招鮮”的解決辦法。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,盡最大努力幫助百姓排憂解難,這樣的服務意識應當成為職能部門的共識與追求。
比如,最近火上熱搜的“母親去世31年,民警幫他‘修復’思念”的暖新聞,帶給我們很多啟發(fā)。浙江建德一名派出所民警在幫助辦事群眾辦理其母親的死亡證明時,發(fā)現(xiàn)系統(tǒng)無法查詢到幾十年前的資料,幾經周折調取戶籍庫紙質檔案才找到相關資料。民警同時翻拍了檔案上的模糊照片并找人連夜修復,給這位辦事群眾找回母親“唯一的照片”——這或許不是民警的分內事,但它足以寬慰一個兒子對母親幾十年的思親之苦。此事令無數(shù)人動容。
在諸多民生領域,如跨區(qū)域的醫(yī)保結算、公積金使用、社保銜接,以及親屬投靠落戶等,難免存在一些棘手問題,或許也沒有現(xiàn)成的標準答案,但只要本著為百姓服務的宗旨,勇于探索、敢于創(chuàng)新,辦法總比困難多。
從減少、取消部分證明事項,到以“告知承諾”代替各項證明等創(chuàng)新模式,再到“數(shù)字多跑路,群眾少跑腿”以及“馬上辦、網上辦、一次辦”……企業(yè)和群眾反映強烈的辦事難、辦事繁等問題正在得到有效緩解,這無疑都體現(xiàn)著服務的本質和溫度——真正解決百姓急難愁盼,一份證明、一張照片,事兒或許不大,但一枝一葉總關情。
在更好地為百姓服務的問題上,我們永遠在路上。
工人日報-中工網評論員 吳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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